底层社会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，他们受制于现代社会的压力计算体系，无法从各个层面设计自己的人生；较差的生活境遇，迫使他们只能专注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。

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并不是具有技术、市场优势的职业，这注定了他们长期处于“水深齐颈”的状况中，哪怕碰到一点挫折也可能遭遇灭顶之灾。

以农为生的农民，由于农业利润较少，使得其抗风险能力较差，自然灾害、市场价格波动都容易使其生活陷入困境；一旦家庭发生重大变故，很容易迫使其陷入生活绝境，成为最底层的社会救助对象。

在城市小工厂打工的农民工，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、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，也很难有积蓄；一旦出现经济危机，或年龄过大无法从事体力劳动，就将被迫返乡。

那些在城市街头巷尾开摩的、摆流动摊、经营小店铺的各种职业人群，其营生可能就是非法的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取缔。

因此，在他们的压力计算体系中，最重要的是维持生计，而非谋求更为舒适的生活，更不用说获取较为平等的政治地位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其行为逻辑天然具有保守性，只要能有基本的营生条件，他们就容易安于现状；但是，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，由权力所掌控的再分配资源又无法惠及他们时，他们则可能破釜沉舟，冲击既有的社会秩序。

当下层群体从村庄、单位制中流动出来时，每个个体都被淹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他们之间很难形成明确的阶层意识。

长期以来，村落共同体和单位制的核心机制是庇护主义的，因此，从这里产生的观念并不具有改造公共政治的动力。

当农民工、下岗工人、流动摊贩等从不同的村庄、单位流入城市时，他们所秉持的仍然是庇护主义的意识形态，尽力将自己纳入亲人、同乡、朋友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中。

这种通过私人关系形成的庇护网络，并不具备组织能力，也没有超越特定群体的阶层意识，因此，即便是事实上存在集体行动，也很难说具有公共性。

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下层就不会去影响公共政治。

只不过，影响的方式和中、上阶层不一样而已。

在改革开放前的阶层结构中，阶层之间的等级秩序是通过空间区隔来实现的，这便是城乡二元结构。

但社会演化到现在，阶层结构已不再建立在空间区隔的基础上。

大家已经直接暴露在对方的面前。